北京翰海2019春季拍卖会将于6月12-15日在北京嘉里大酒店举行，12-13日预展，14-15日拍卖。本届拍卖会将推出近现代书画（一）、（二），古代书画、民国法书、当代书画、现当代油画雕塑、古董珍玩以及紫瓯凝香-紫砂艺术专场。
在翰海近两年的大型拍卖会中，书画板块呈现出明显的中档价位艺术品回暖行情。翰海2018春秋两季拍卖会，有近3成书画作品超估价多倍成交。中国书画板块，一线名家作品的价格体系已经基本稳定，而二三线艺术家中，特殊题材的、具有代表性的精品佳作，也能创出佳绩，另一个就是出处良好、未曾露面、存藏周期长、换手率低的作品，往往成为拍场“黑马”。
翰海2019春季拍卖会，中国书画四个专场共推出870余件作品，阵容整齐，古代及近现代板块中，均有佳作纳入。近现代书画将推出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溥儒、启功、陈半丁等名家作品，古代书画则奉上京江画派代表人物张崟的《焦山图》手卷，此卷有伊秉绶等十三家文人题跋，以及董邦达《峰峦飞瀑》等臣字款绘画。民国法书专场收录华世奎、张伯英等一百余件名家翰墨。
中国书画近现代书画（一）
Lot1-121
拍卖时间：6月14日上午9:30
近现代书画（二）
Lot201-583
拍卖时间：6月14日下午1:30
古代书画
Lot601-867
拍卖时间：6月14日下午3:00
民国法书
Lot901-1005
拍卖时间：6月14日下午5:00
中国书画拍品预览山水入画清风入怀
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启功先生活跃在中国画坛，列身于溥心畬、张大千等前辈大师的书画雅集，参加京城重要画展，创作达到高峰状态。此《秋林策杖》成扇创作于壬午（1942）年，正值先生精力充沛时期，属于其盛年精品。
观先生用笔，有董源、王蒙遗意。董源山水点线率意，他的山水画多写江南风景，用色苍茫，墨气淋漓。而王蒙的山水善于表现林峦的郁茂、苍茫，其雅致之余更带有些野逸之气。先生以二家笔法入画，用笔以圆笔藏锋为主，运笔也多圆转而无直折。这种用笔无论在杂树的勾勒、还是在山石的皴染上，都表现得很充分。圆笔浑厚，再加上用墨浓淡枯湿的丰富变化，所画景色便呈现出秀润幽深的意境。可以说，此《秋林策杖》图反映出启功先生对此等山水画情调的倾心爱慕，同时也体现出他在这一阶段在临古画法上的精深功力。
成扇背面为何澄所书行书五言诗，墨色浓厚、笔力沉着、潇洒出尘。何澄（1880-1946），字亚农，山西灵石人。21岁时作为山西首批赴日留学生东渡日本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在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，辛亥革命后，历任沪军第二十三师司令部参谋长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。晚年归隐苏州，喜文物收藏，与张大千、叶恭绰等人为至交好友，是苏州名园——网师园最后的主人。解放后，其子女将包括网师园在内的庭园住宅以及文物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。
何澄与启功的诗画均为“子鹤”所作。“子鹤”应是黎世蘅（1898-？），字子鹤，安徽当涂人。与何澄经历类似，他早年留学日本，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。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、民国大学校长、中法大学代理院长等职。
《崖石渔舟》极能体现黄宾虹扎实的传统功力与独特的审美个性。全作取高远式构图，画的上方一座高山巍峨耸立，中腰下黑压压的山峦横断其面，中间留下一条白带，令高山与低峦形成了黑白、开合、虚实的强烈对比。那高山浓黑的整体中又间以一座虚淡的屋宇，衬出山峦起伏。近处画面郁郁葱葱的青山草木，旁留大片的虚白，水中着一小舟，隐士端坐其间，使画面呈现出空灵静谧的无言美境。
此作虽取材于常见的自然景色，然树木朦胧苍翠，山石深秀葳蕤，一派生意盎然。技法上，以斑驳凝练的墨线勾勒山石树木的形质，再用湿笔晕染；在着色上，用他那纯熟的积墨、破墨、淡墨诸法，任意泼泻。再以花青、石绿、淡赭色作为适当铺设。墨点、色点，错错杂杂，斑斑驳驳，涉笔老辣，自然玄妙。由于点法有致，表现力非常强烈，丰富而不雷同。最妙处在那几笔浓淡相间似随意抹成的浮云，传神般地传达出“雨过云犹湿，平桥水乱流。莫言风浪急，野岸有渔舟”的溪山清霭的动人境界。
从清朝到民国到新中国这一百多年里，爱新觉罗家族的书画家层出不穷，代有英才。如溥字辈就有溥儒、溥伒、溥佐、溥佺等人，启字辈最为出名的则属启功。《秋溪渔父图》为难得的溥字辈两位皇族子弟——溥儒与溥佺合作而成。
观此《秋溪渔父图》，一山一石，一树一叶，一舟一人，简则寥寥数笔，传达出的意境却是极富诗意的。从溥儒的题画诗“闲来爱其山僧语”句，也可以看出其潇洒的生活态度，诗与画的境界相辅相成。
备注：
张铉（1756～？），字翊和，号舸斋，江苏丹徒人。以优贡授理问，工诗画。书斋名“饮绿山堂”。著《饮绿山堂诗集》。
张镠（1769～1821），字子真，一作紫贞，号老薑，一号井南居士，江苏扬州人。工篆隶。善诗，孤峰峭立。精山水，笔意苍莽，多参篆法，古拙洒脱。性耿介，不随俗，穷老以终。着有《求当斋集》。
钱之鼎（1773-1824），清代诗人、书画家。字君铸，一字伯调，号鹤山，又粤锡彬。丹徒人。
清恒，字巨超，号借庵，桐乡人，本姓陆。主焦山定慧寺。有《借庵诗钞》
郭琦(1769-1826)，字兰池。丹徒人。诸生。书法学王文治。所画兰竹,得元人笔法。
伊秉绶（1754-1815），字祖似，号墨卿，晚号默庵，清代书法家，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人，故人又称“伊汀州”。乾隆四十四年举人，乾隆五十四年进士，历任刑部主事，后擢员外郎。伊秉绶喜绘画、治印，亦有诗集传世。工书，尤精篆隶，精秀古媚。其书超绝古格，使清季书法，放一异彩。隶书尤放纵飘逸，自成高古博大气象，与邓石如并称大家。
鲍文逵（1765～1828)，字鸿起,号野云。江苏丹徒人。嘉庆六年(1801)贡生。官海阳知县。工诗善交游,尝与同里张絃、张崟、茅元辂、郭堃结文字交,时称“松溪五友”。
李方湛(1764-1816)，字光甫,号白楼。浙江仁和人,诸生。善诗文,有《小石梁山馆稿》。
黄中理，字奕清,宜兴人,年少时学诗法于张衢,与同邑张衢,万之蘅齐名。
陈经(1792—?)，浙江乌程人，字包之，一字抱之，号辛彝，一号新畬。阮元弟子，曾署嘉定主簿。善刻印，家藏尊、彝、泉、印、砖、瓦甚富。精考证，刊有《求古精舍金石图》。精隶书、花卉、墨竹，有古趣。
齐彦槐(1774-1841)，字梦树，号梅麓，又号荫三，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）人。嘉庆十三年（公元1808年）召试举人。翌年成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散馆，授江苏金匮县知县，有《衙斋书壁诗》十九首，纪其治绩迁苏州同知，保擢知府，陈海运议于巡妩，得旨优奖。彦槐之诗，出入韩苏，尤长骈体律赋，兼擅书法，精于鉴藏。
陈文述（1771-1843），初名文杰，字谱香，又字隽甫、云伯，英白，后改名文述，别号元龙、退庵、云伯，又号碧城外史、颐道居士、莲可居士等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嘉庆时举人，官昭文、全椒等知县。诗学吴梅村、钱牧斋，博雅绮丽，在京师与杨芳灿齐名，时称“杨陈”，著有《碧城诗馆诗钞》、《颐道堂集》等。
按语：
清代乾嘉之际，镇江地区出现了一个诗画兼擅的文人群体——京江画派,其代表人物是丹徒张崟。张崟作为京江画派领军人物,在清代镇江地区的画史上曾经名震一时。在以崇尚“正统派”为主流思想的清朝画坛，作为一个地方画派的领袖，张崟与其领导的京江画派独辟蹊径，力追古法，反对因循守旧，泥古不化的风气，以自己家乡的真山真水为创作题材，创作出大量的“实景山水”，开拓了山水画新的审美领域。
镇江山川雄壮，名胜古迹很多。自西向东排列着金山、北固山和焦山，古称“京口三山”，耸峙于寥廓江天，形势壮观。加之寺观、楼阁、亭塔点缀其间，景色幽绝。历代文人墨客常泛舟登山、啸咏摹拟，以抒写风月在胸、江山为乐的山水情怀。
《焦山图》卷是清代嘉道年间“京江画派”的画家张崟为好友赵曾所作。京江画派又称丹徒派，是活跃在镇江地区的一个重要画派，其中以张崟的成就为最大，一向被公认为京江派的首领。蒋宝龄认为，张崟“诗画著名京口，花卉、佛像皆超绝，尤擅山水，自文沈上窥宋元，高自位置，下笔便思接千古，有‘镇江派’之目”。
赵曾，字庆孙，号北岚，山东莱阳人。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举人。嘉庆时历任嘉定、青浦、荆溪各地知县。代理镇江府通判。精诗文、工篆隶，酷好金石书法。从张崟在图上的题跋可知，嘉庆庚午（1810年），赵曾因公事驻扎在镇江，遂于腊月初一日乘舟去焦山探访自己的朋友巨超长老。因为大文豪苏东坡也曾有《腊日游孤山访惠勤、惠思二僧》一诗，出于思古情节，等旅行结束后，赵曾就给张崟寄去自己用苏诗之韵写的《腊日游焦山》，请他倡和并依此作画。等到壬申（1812）三月，两人再次相遇后，赵曾已将《焦山图》裱好，张崟遂在图上再加一题，以述缘由。
此作通过画卷横向展开的方式，以纪实的表现手法，逐一展现了“京口三山”的名胜景观。塔寺台阁皆依山傍势，凿岩而建，形胜天然。画的中心处，有位文士，正乘风破浪，往焦山开去，应该就是赵曾本人了。从画法上看，张崟多取写实手法，刻画入微，有清馨之气；墨色多次重叠，犹如“积墨法”，使山体、树木呈现苍浑丰郁之势。
赵曾对此卷应该倍加珍视，因为从引首至后卷题跋，多至十数人，当中如伊秉绶、张镠、齐彦槐、陈文述等人都是一时名士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此卷不仅作为一幅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实景写照作品，对于后人研究镇江地区的地理地貌具有重大意义，而且对于研究当时镇江文坛的友朋交往亦有珍贵的参考价值。
董邦达生于康熙朝，初仕于雍正时期，但主要活动于乾隆朝。乾隆的丹青雅好十分浓厚，成立画院处、如意馆，招募大批画画人作画，同时“词臣供奉”也甚活跃，一些大小臣工身有官秩，擅长绘画，经常以书画进呈或受命创作，这些人被称为翰林画家。从清宫档案看，董邦达就曾多次受命作画。同时，他在乾隆朝屡屡升迁，参与编修《石渠宝笈》等，入直书房，累官至工、礼部尚书，可见其深受乾隆重用。
《峰峦飞瀑》画幅上部山峦参差，起伏连绵，愈往上愈趋深远高峻，山之最高处至为崔巍雄奇。高峰以左，山势渐走低，衢路小径，随山势而峰回路转，逶迤起伏。另一侧溪涧潺潺鸣溅，迴流于崇山峻岭之间。山下则一派溪水，坡石草木繁茂，水榭院落，置于竹林岸边。纵观全幅构图，于磅礴雄奇中求深秀，奇峰峻岭、瀑泉郁林错落有致，观之令人深叹大自然造化之精奇。
本幅款题“臣董邦达恭画”，应属奉敕而作。可以看出，董氏的笔法格外细腻恭谨。尤其在表现山峦螺旋扭曲的独特地貌时，他先用笔勾出山石轮廓，后再施用披麻、小斧劈及点子皴，中间又用枯笔擦点，淡墨渲染，把山体结构刻画得淋漓尽致，虽有雄伟之势而无迫塞之感，可见其深厚的对景写生功力。画中所描绘的湖山胜境，以及传达出的宁静幽远的意境不正是乾隆所喜好的“升平盛世”吗？董邦达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在清宫画家中堪称佼佼者，也许，与皇帝的审美意识大致相同，正是他得到赏识与信任的重要原因罢。
灵动自然意趣天成
齐白石老人的画，无论山水、花卉或虫草，都能给人以明朗、清新、简练、生气勃勃之感，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老人曾说“为万虫写照，为百鸟张神”，要“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”。他把老鼠、油灯、算盘、锄头、柴耙等引进画中，并流露出农民的质朴、孩子般的天真、真诚的爱和恨，远远地打破了传统文人画中画竹即写“虚心”、画兰便写“幽香”的陈套。
《蔬果动物》四屏，或写秋菊绽放、红荷盛开，或写冠上加官、蔬香有味，是老人不可多得的具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写意花鸟画精品。
《秋菊》一幅中，老人以洋红勾红菊花瓣，再点染深浅不同的红色，花瓣饱满，色彩浓艳，黄菊则以雄黄填色。其最突出处，在勾勒花瓣的笔力，即使不用墨也有墨的苍劲挺拔。构图上，横竖四五根竹竿的处理，把分散的花、叶连成一体，颇见经营之功。
《红荷》一幅中，老人以红艳的色块写荷花，分别以浓、重、淡、清四层次的墨色写花蕊、叶片、干枝；以章法论，几乎占据画面三分之二的荷花，以大笔挥写，酣畅淋漓，两朵红荷则被遮挤在右上角，别具一番情趣。简括分明的红、黑交映中，大面积墨块与富于韵致的线条结合，造就画面的强烈对比与和谐，更显意味醇厚。
《公鸡》一幅中，老人将鸡冠花与公鸡画在一起，取其好彩头为“加官进爵”、“冠上加官”。他笔下的鸡冠花，真是光艳照人。在红色的花朵上再加重浓洋红，体现出花朵的肥厚和细毛的质感，而且叶片结构紧凑，密不透风，如一支鲜红的火把烛天而烧。而花下的这只公鸡，仿佛慢慢地踱步而出，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从鸡冠到羽毛，再到利爪，浓墨淡彩，鲜活间透出灵动之气，笔墨间充满超越形似之外的神韵。
《有香有味》是这四条屏中，老人唯一为之定名的一幅。老人曾说过：“牡丹为花之王，荔枝为果之先，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，何也？”可见对白菜的评价之高。他笔下的白菜、萝卜，显然源自童年农家生活的真切感受，表现出他那种善于从平凡家常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的艺术天性。画中白菜以淡墨湿笔写之，用笔老辣，苍润沉稳，再加上洋红画的两根萝卜，看似平板的布置，一斜一直却极为自然，这种令人寻味的独特匠心实非一日之功所能为之。
在花卉画中，用写意笔法画出花卉，以工笔法画出草虫（如纺织娘、蝈蝈、螳螂、天牛、蟋蟀、蜜蜂、蜻蜓、蝴蝶等），用以形成粗与细、静与动、放与收的对比效果，活色生香、妙造自然，使画面充满生机、情趣盎然。王雪涛最喜用此法，堪称高手妙笔。
此幅《秋趣》描绘的是深秋时节溪畔一景。枝头的叶子经霜染之后，变得艳红。枝下溪水潺缓，几株翠竹与丛菊掩映，其中一只螳螂，正沿着菊茎攀援而上，昂首伸臂，长须探空，颇富情趣；画面空旷的上半部，另一只赭色的蚱蜢正凌空而起，给平静的画面增添了生机。画法上，全作构图疏朗，色泽明丽。红叶、坡石等用粗简的笔法画出，螳螂用工笔法画出，造型精准，一丝不苟；而蚱蜢用小写意画出，强调笔墨的表现力，其结构、形态、神韵恰到好处。在布局上，螳螂与蚱蜢，一绿一红，一静一动，起到了活跃画面的作用。值得称道的是，三两株劲挺的墨竹穿插其中，不仅打破了画面的平衡，而且使得全作整体色调更为沉稳，可谓点睛之笔。画中花草虫竹用多种手法画出，却和谐统一，毫无牵强之感，不愧为王雪涛的经意之作。
李苦禅先生笔下的花鸟世界，浑厚、平实而有趣。他经常以松、竹、梅、兰、菊、石、荷花、八哥、鸬鹚以及雄鹰等题材作画，用自己独到的审美观点与丰富的表现手法，创造出许多形神兼备、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。他笔下的花鸟，既有一定写实的成分，又不是对自然物象纯客观地描摹，而是高度凝练之后的再创造，其驾驭笔墨和写意技巧的能力是惊人的。
此幅《松树八哥》，立意鲜明。画面的中心点，一只八哥立于虬曲的松干之上，背景为盘踞的顽石。老干粗枝顺势横向生发，又有枝杈执意杀个回马枪，抖落进画面。李苦禅在本作中更多的采用“写”的笔法，而不是涂抹描画。如松皮表面，圈勾出各种变化的鳞状树皮，松涩苍劲，枝上的松针用中锋变化之笔由里向外生发，疏密得当，笔意连贯。石块不拘泥于“形似”，而是用极拙的线条自由的写出，所谓“写气不写形”。
八哥墨色不分明暗、浓淡变化，只求大的神态，但喙、爪用浓墨勾线，造型精准。至于树石上的点苔按画面需要随意排列，轻松点染。他的运笔线条如行云流水、苍劲朴拙，笔法凝练简约，却意趣盎然，在看似随意中蕴含着洒脱之气，难怪其在自题中不禁有些自得，因为“醉中写来，自感可人”。
寄身翰墨见意篇籍
如果说很多书法家尊奉的都是博涉多家的话，那么华世奎坚持的则是一意孤行。他终身师法颜真卿，无论是擘窠大字，还是蝇头小楷，甚至连题款，都恪守颜法，亦步亦趋。但他又在这一规范中自出机杼，创新求变，因此取得了令人钦敬的成就。这是他的聪明之处，也是过人之处，此件晚年所书的《楷书》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全作点画浑厚凝重，行笔稳健缓慢，增强了字的稳重之感和遒劲之美。在书写过程中，华世奎很好的解决了在不变中求变和在变中求不变的问题。比如，从整体上看，字字笔画停匀，首尾一致，没有大的起伏和变化，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，华世奎无时不在追求着变化，只不过是含而不露而已。如“有虞”二字，“有”字下笔重拙，但随后在“虞”中进行调整。有些笔画处理得非常轻灵和活泼，如“暇”的日字旁，“泰”下方的四个点，达到了一种画龙点睛、以少胜多的效果。
在各种书体中，楷书是基本功，又是较难把握的一种书体，因其供书家自由发挥的余地有限，故易生死板、雷同之病。但在这件作品中，华世奎凭着深厚的功力和高超的技艺解决了这一难题，那就是追求“笔断意连”的效果，即行笔时点画虽断而笔势相连续，有时亦称“意到笔不到”。如两个“之”字，“后”字的第一笔，既破解了楷书的板滞，又增强了通篇的动感。从结体上看，每一字处理得都是端庄规整，疏密得当。从整体气息上看，表现为一种雍容华贵、骨力开张的风格。
张伯英的书法造诣精深，为徐州“彭城书派”接武前贤之盟主，民国初年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，而且与傅增湘、华世奎、郑孝胥齐名，时称四家。
除此之外，其书学著作甚丰，如《法帖提要》、《说帖》、《阅帖杂咏》等。他在这些著作中总结出许多书学见解，可谓精辟而透彻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学习书法应向古代名帖和碑刻学习，从古代书法中汲取营养，才能窥探书法之奥秘。否则，学书者将误入歧途，离书法之道越来越远，正所谓“不入其门，讵窥其奥者也。”
此《行书》节选自苏轼的《祷雨帖》，但却与苏轼原帖的书法不尽相同，带有明显的北碑痕迹，又具宋人楷书之风韵。因为他认为取法古人书迹固然可贵，更重要的是学书应得古人笔法。他在品评《笔法精解二卷》时曾说：“夫用笔为学书之根本，点画分布皆其枝叶……若徒事字形之揣摩，收效甚微，或至劳而无功，然则笔法精解之作，所解果精焉否耶”。
全作结构紧敛而不拘谨，字体规整端严，方圆兼备。既宽博雄放，又紧凑严密，内多劲力。其用笔万毫齐力，圆满峻发，点画所到之处，无论是出入、收放、偃仰、向背，极具朝辑相让之法，笔笔中实，字字气满，凝重含蓄。虽然法从魏隶，渊源有自，具传统之功力，却又超脱自然，用笔任情挥洒，意度自为高远。